高句丽的文学
高句丽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通用汉字记述事情，表达思想。现已发现的好太王碑。中原郡碑。冉牟墓墓志。冬寿墓墨书题记。德兴里壁画墓墨书题记和榜题。佛像铭。铬文砖、铭文瓦上面的汉字佐证了这一点。
但史籍文献证明，高句丽语与汉语属于两个语种。据《三国史记》卷十三·高句丽本纪第一·东明圣王二年（公元前36年）条载："夏六月，松让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可见高句丽人有自己特有的语言。即说与写用两种语言方式表达。
通观高句丽历史，其文学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早、中、晚三期。
初期文学作品，以古籍形式留传至今的，只有载于《三国史记》琉璃王条的《黄鸟歌》和《续博物志》卷八中传为高句丽人所作的《人参赞》两首诗歌。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类利 之妃松氏死，由是，类利更娶禾姬、雉姬二女以做继室。二女争宠不和，琉璃王在凉谷造东西二宫，让其分而居之。后来，琉璃王去箕山田猎，七日不归，二女在宫室争斗，禾姬把雉姬赶跑。琉璃王闻讯，策马追去，雉姬余怒未平，愤而不返。琉璃王在树下暂息，见黄鸟飞集，感而作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 谁其与归。"这首诗歌比喻恰当，对仗韵脚严谨，把作者当时的伤感之情在短短的四句诗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反映了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汉语功底。
《人参歌》亦为四言诗，诗曰："正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锻树相寻。"该诗生活气息浓烈，前二句以简约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人参外观和适于生长的地理环境；后二句用拟人化的手法，变成第一人称道白，指出了人参生长的具体位置，是前二句的延伸。廖廖十六字就把如此多的内容网罗其中，又通俗易懂，可见作诗之人是有这方面深刻体会的。
高句丽中期的文学作品，以碑文。墓志、铭文瓦、佛像铭之类的作品为代表。因为史籍中尚未发现该时期文学作品。其中艳者有《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
《好太王碑》系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之陵碑，公元414年立，碑高6．39米，四面环刻，共有1775字。碑文记述了高句丽建国历史。好太王的丰功伟绩等，是研究当时高句丽政治、军事、外交等极为重要的资料。冉牟墓墓志记述了高句丽始祖传说，及高句丽贵族大兄冉牟与大使者牟头娄的关系等，对了解高句丽建国和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极有帮助。《好太王碑》和《冉牟墓志》语言顺畅，表达清楚，颇具文学功底。
高句丽晚期，中原古籍成为高句丽人最爱，由是，中原大量书籍得以在高句丽广泛传播，汉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深，举国上下，无论贫富，形成一种习文之风。在这种氛围之下，高句丽人的整体汉文水平提高迅速，去中原学习深造者亦不乏其人。僧侣定法的五言律诗《咏孤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迥石直升空，平湖四望通。岩根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云中。"作者以小写大，动静相济，充分展示了诗人的意境和不俗的汉文功底。
史籍所载的另一首诗也是在汉文化长期积淀下产生的，这便是高句丽大将军乙支文德所写的《遗于仲文》："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据《隋书》记载，于仲文从隋炀帝征辽东，高句丽出兵掩袭辎重。于仲文率军迎击，大破之，追至鸭绿江。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诈降，仲文部将劝其将乙支文德放归，仲文然之，但又后悔，选精骑追之，每战皆捷。由是，乙支文德便写了这首诗赠于忡文。该诗五言四句，对于仲文的文韬武略大加赞赏，同时含蕴掸机，劝于仲文知足而止。诗文言简意赅，文通押韵，看似随手而作，却反映出作为武将而不凡的汉诗功底。显然这也是高句丽重视教育，熟读汉书的一种结果。
高句丽的书法
“书法”是与汉字相联系的并表现汉字的一门艺术。从广义上说来，“书法”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毛笔写于木角、纸张、墙壁等上者，有刻于龟甲兽骨、金石木牍之上者，有铸于青铜金铁、陶瓦泥砖之上者……
高句丽虽地处东北边陲，但对汉字的使用却是源远流长并达到很高程度的。公元前后在位的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早年时曾对一汉女思念不已，作诗一首以抒其怀：“翩翩黄鸟，雌雌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其归。”如果不是对汉字的充分熟悉和准确应用是难以写出这样的诗来的。
如此，也便有了高句丽人的书法意识、追求和成就。
最能体现高句丽人书法水平和风格的当数好太王碑了。该碑是公元5世纪初由长寿王莲为其父平安好太王谈德所立的纪功碑。后历经多年风雨岁月，渐渐淹没，不为人知。1877年（光绪三年）7月，奉天怀仕县设洁委员章樾的书启关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漫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可见不是好太王碑的内容而是其书法吸引了发现者。该碑是由6.39米高的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琢而成，略呈方柱形。四面刻以界格，界格内刻写文字，每字均在1分米左右，原文共计约1775字，现存可辩识约1590字左右。
碑文字体众说不一，有谓之汉隶，有谓之分隶，有谓之隶楷之间，有谓之篆隶楷兼有，还有谓之真书。若分析来看，碑文笔画多是以方笔入手，没有精细变化，状若画沙，平直刚劲；在字的结体上多是平肩齐首，大小一致明显不同于篆书圆曲，也少有真书的笔画变化，所以断之为隶书是正确的。只是此隶书没有明显的蚕头燕尾，亦未故布八分，故应定位于古汉隶体较为恰当。
在审美方面，好太王碑亦是值得称道的。首先是以界格分布，避免了因石碑的粗糙高大而带来的虚空的感觉，并且体现了一种整齐的美感。其次是字的大小虽多相同，但字与字之间，特别是相同字之间在笔画的长短、方向、字的繁简形态等方面尽可能地求得变化。
在风格上，清代阮元曾著有《南北书派论》，将魏晋南北朝时的书法用之于“南贴”和“北碑”二派。而好太王碑所显露出的古朴、凝重、粗放、雄浑则富有“北碑”的神态。
令人感到珍奇不已的是在现集安境内的高句丽墓葬中还保留着1500多年之久的墨书题记，即冉牟墓志。此墓志亦以界格分布，自右而左书写，除去标题，正文共79行，每行10字，其中近半数的字已漫漶不清，但其它字，特别是书者的墨笔行走之迹还清晰可辨，历历在目。墓志书写的时间是在好太王死后不久，故与好太王碑是同时代的，字体与隶书体不尽相同。在笔划上，隶书的横划或呈明显的波磔，即明显的蚕头燕尾；或无波磔，只是简单的一横，但它们的基本走向却都是水平的。而冉牟墓的横划多是露锋入笔而藏藏锋收笔，既无一波三折之形，亦无蚕头燕尾之态，而且，基本走向是自左向右上仰斜。隶书的撇捺是左右相背的，呈一明显的“人”字形，笔划均是粗细相同，对应相称的，而冉牟墓志的撇捺是精细不同，不是严格的对称之势。在结字上，隶书一般是平肩齐道，整齐方正，大小划一的，而冉牟墓志则好似信手拈来，或大或小，或收或放，各尽字的真态。另外，隶书一般都是尚扁尚圆的，而墓志则是长方形态。因此墓志不是隶书体，而楷书体，当然也不是好种完全正楷，因为在墓志当中有许多字的笔划不是自为起止的，而是连接起来的，带有行书的韵味。整体看来，墓志的楷书体式是普遍的，占主要地位的，确而言之，冉牟墓志应属行楷书。
冉牟墓志在字的笔划、形态上也注意到变化，富于参差的对比，而界格分布的整而齐之则又产生了明显的“乱”而有序的效果。另外，墓志文字的娟秀、流畅、飞动则体现一种南贴的韵致。
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许多高句丽遗留下的铭文砖、铭文瓦当。铭文砖有出土于太王陵的整砖和残砖，整砖铭文是：“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文字为模压阳文，属汉隶体，纵向分布于界格当中，古朴中透着秀美。在集安洞沟古墓群麻线墓区千秋墓还出土了“千秋万岁永固”和“保固乾坤相毕”铭文砖。该墓规模为集安墓之冠，时间在将军坟和太王陵之前，应属4世纪时期。文字为模压阳文，也是纵和风吹草动分布于界当中，隶书体中夹杂着篆意，十分古雅。1963年在集安县城修建浴池时出土了一面较完整的瓦当，当面饰有浅浮雕式卷云纹，卷云纹外有一周模压阳文，“太宁四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子宜孙”，属于4世纪美川王时的遗物。文字篆隶相杂，随形就势，解剖学称地排列于外周圆中。在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出土有二块铭文瓦当，外缘有一周模压阳文，可惜部分字残，不清，文曰：“丁巳□□□□岁□□□□□□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时间亦在公元4世纪时，笔划纤柔流畅，有汉晋之风。解放前在集安还出土一“泰”字瓦当，即中间乳突上有一阳模“泰”字，四周内向连弧内有个汉字，文曰：“岁□戌年造瓦启记“字体依稀可辨为隶书。解放前在集安还出土一“十谷民造”瓦当残片，连弧内有“十谷民造”四字，弧外有“ ”符号。“民”字如篆迹。其余三字似隶书。
在高句丽文物遗存中还有几方铜印。即“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等。前三方印似为东晋王朝所铸造，由高句丽人所使用的。后一印则应为高句丽人所为，此即为双面印，字体古朴大方，与好太王碑相类。
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高句丽人对汉字的应用体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正是这种对汉字的广泛应用也就必然使高句丽人具备了艺术地表现汉字和艺术地欣赏的能力。由于岁月的久远，我们以知晓在高句丽时期究竟有谁堪称书法大家，这是我们深以为憾的事情！但我们绝不能怀疑高句丽人的书法追求和水平。当然这也更突出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融通性和统一性。
高句丽历史研究
高句丽，也简称为高丽，是西汉到隋唐时期东北地区出现的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民族。
高句丽的先人周秦时期一直生活在东北地区。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四郡管辖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其中玄菟郡高句丽县就是高句丽人的聚居地。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政权，起初定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城附近），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城（今平壤市）。高句丽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吉林东南部、辽河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公元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所灭，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鉴于高句丽存在的700多年间，其主要活动范围都在中国中原王朝管辖地区，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隶属关系，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当然，这种管辖关系随中原王朝控制力的消长而时疏时密。现就高句丽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相关问题略述见解，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
周秦之际其先人就生活在浑江、鸭绿江流域，中心区域在今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吉林省集安市、通化市一带。我们认为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民族，高句丽政权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政权，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从高句丽民族起源看，我国学者目前研究情况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大体上有秽貊说、夫余说、高夷说、商人说、炎帝说等，但无论何种说法，都充分肯定高句丽民族的先人的活动范围在周秦之际就在我国东北地区之内。周人一直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由此可见，周武王克商以后，周人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是很明确的，势力已超越今日东北的范围。
多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浑江流域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如桓仁县台西沟遗址、姚山遗址、凤鸣遗址，集安市大朱仙沟遗址、二道崴子遗址、东村遗址，通化市王万发拨子遗址等都应该是高句丽政权出现前的文化遗存。这一地区文化的叠压关系明确，下层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其上面叠压着汉代文化，再上层则为高句丽政权出现后的文化。
第二，从高句丽政权建立情况看，国内外学者大都认同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建都于纥升骨。今辽宁桓仁县城附近有一座平原城下古城子，还有一座山城五女山城，考古调查与发掘证明，这里是高句丽的早期都城，当时属汉玄菟郡管辖范围。
远在高句丽政权出现前，西汉王朝就已开始对东北广大地域实施行政管理，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起，先后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管辖范围包括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半部。后来四郡治辖地域有变化，玄菟郡郡治迁徙至高句丽县。在玄菟郡内高句丽县附近建立起的高句丽政权先后臣属于汉玄菟郡、辽东郡，不断上表称臣、朝贡，也从玄菟、辽东郡领回汉王朝赏赐的官服等。同时，在高句丽政权出现前后也有大量的汉族人加入到这一政权中。
1975年至1976年，在对集安国内城进行考古调查与试掘时，在高句丽石筑墙垣内发现了汉代土筑城垣，出土了汉代铁器、陶器等文物。高句丽政权存在的705年间，曾向玄菟、辽东、乐浪等地扩张，几迁都城，无论是都纥升骨、国内城，还是平壤城，都在汉四郡的范围之内，高句丽都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政权。
第三，自汉至唐，我国历代王朝，包括分裂时期的各王朝都认为高句丽是边疆民族政权。
高句丽居地在商末至汉初是箕子朝鲜的辖地，而箕子朝鲜是周朝的地方诸侯，进入汉代之后为卫氏朝鲜取代，但依然是汉朝的藩属。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灭卫氏朝鲜设置乐浪等四郡，在包括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地区实行了和中原地区相同的统治方式。自汉至唐，尽管各王朝对高句丽的管理方式不一，但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高句丽的活动区域是中国的传统领土。隋朝的统治者认为“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世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隋书·裴矩传》）；唐太宗也认为：“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所谓“旧中国之有”、“九瀛大定，唯此一隅”，无疑反映着唐太宗视高句丽地区为中国的传统疆域，实现对高句丽的统一是完成“九瀛大定”的最后一项使命，这也是隋唐两朝不惜倾全国之力完成统一高句丽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高句丽也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
在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里，高句丽称雄东北边疆地区，但给自己的定位都是中央王朝的边疆地方政权，主动和中央王朝，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各政权建立臣属关系，不仅接受册封、纳贡、纳质，《通典·边防·高句丽》载“自东晋、宋至于齐、梁、后魏、后周，其主皆受南北两朝封爵”即言此。唐朝建立后，高句丽“上封域图”更是表明了其对唐朝的认同，并没有自绝于中国之外。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所以在唐朝统一高句丽后，有一大批高句丽人不仅没有对唐朝抱有“亡国”之恨，反而为维护唐朝的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青史留名，诸如泉男生、高仙芝、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等两唐书都留有其传记。
第五，从灭亡后高句丽人的流向看，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灭亡后，唐凡收其民“户六十九万”（《新唐书·高丽传》）。这应该是当时高句丽的总户数，其中包括许多非高句丽族户。高句丽族户数大体上在十五万左右。他们的流向，学者们认为有四个方面：迁居中原各地，投入新罗，投奔靺鞨（渤海），散入突厥。我国学者最近研究成果表明，高句丽灭亡时，高句丽族人约有七十万人，迁居中原各地近三十万人，投归新罗的约十万人，投奔靺鞨（渤海）的十万以上，散奔突厥万余人，凡五十多万人。再加上散居辽东等地“遗人”，战争死亡人，总数与高句丽族人数基本一致。其中只有投入新罗、留居半岛今龙兴江以南的约十万余高句丽族人融入半岛民族，而大多数都融入了汉族人中。从这一点看，把高句丽民族作为东北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公元918年，在朝鲜半岛也出现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因其统治者姓王，故学界以“王氏高丽”称之。尽管王氏高丽袭用了高句丽的称号，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
首先是两个政权建立的时间悬殊、历史发展归属不同。高氏高丽建立于公元前37年，最初为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管辖，后逐渐强盛，但并没有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进入隋唐时期，高句丽奉行扩张政策，并阻塞朝鲜半岛其他政权入贡中原王朝的道路，导致了隋唐两朝的征讨。公元668年，高氏高丽终于为唐朝统一。高氏高丽的辖境最初完全由唐朝安东都护府（治所最早在今平壤）管辖，几十年后有一部分辖境为我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地方政权渤海占据，一部分划归了兴起于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政权，一部分仍然由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则绝大部分被唐朝迁徙到了内地，后与汉族融合，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之中，后其王族也绝嗣，立国7个世纪之久的高氏高丽最终消失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王氏高丽立国于高氏高丽灭亡250多年之后的公元918年，935年取代了朝鲜半岛的另一个政权新罗，翌年又灭亡了后百济国，统一了半岛中南部大部地区。至公元1392年，王氏高丽的大臣李成桂废王自立，并在1393年以“朝鲜、和宁等国号奏请”明朝，明赐李成桂为朝鲜王，王氏高丽遂改号朝鲜，学界一般称之为李氏朝鲜或简称李朝。此即我国明清时期的朝鲜国。
其次是辖境内居民构成不同。高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丽族为主。高句丽族的族源是我国上古时期古老民族秽貊人东迁后的夫余、高夷、沃沮、小水貊、东秽等，后又融合了卫氏朝鲜遗民的后裔、汉人、鲜卑人等。这些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融合一体，史书和学界一般以高句丽族称之。王氏高丽辖境内的居民以新罗人为主。王氏高丽兼并新罗和后百济之后，新罗人和百济人成为了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新罗人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辰韩和弁韩人，高氏高丽灭亡后虽然有一部分高句丽人加入其中，但不是新罗人的主源。百济则主要是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人。也就是说王氏高丽的主要居民以来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人为主，大量的史书记载也表明，王氏高丽人和我国古人是把王氏高丽看作“三韩之旧”的。在王氏高丽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这些成员逐渐融合为一族，史书和学界一般称之为高丽族。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后，朝鲜也因此取代高丽，成为其族称，并沿用至今。 最后是王氏高丽非高氏高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并非是高氏高丽的后裔。关于王氏高丽建国者王建的族属，《高丽史》的作者认为“高丽之先，史阙未详”。但据我国学者考证，王建极有可能是西汉乐浪郡汉人的后裔，因为王氏是当时乐浪郡的望族，且人户很多。王建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并未言自己是高氏高丽后裔，而是说自己出身平民，同时称“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马韩、辰韩和弁韩“三韩”，其后代也多以拥有“三韩”自居。以常理分析，如果王建是高氏高丽后裔，出于统治的需要，定当会大肆宣传。也可反证王氏不是高氏的后裔。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发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李朝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发展为李氏朝鲜。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超出过朝鲜半岛。
三、高句丽、王氏高丽历史混淆的原因
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在我国正史中，班固所著《汉书》是第一个记载有关高句丽事迹的史书，而陈寿《三国志》则是第一个为高句丽立传的史书。至《旧唐书》和《新唐书》，诸史多在《东夷传》或《蛮夷传》中为高句丽立传。应该说，这些史书尽管在具体事件的记载上存在一些差误，但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只是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王氏高丽立国于公元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综观这些史书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共约240个字，其中“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一段之前记载的全部是高氏高丽的事情，之后记载的则是王氏高丽的事情。
《新五代史·高丽传》共约280余字，除开头“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佗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外，其余全部是王氏高丽的记事。
《旧五代史》的监修是北宋人薛居正，修成于北宋初期的公元973年至974年，当时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尚未结束，统一战争仍在进行。也正是因为如此，《旧五代史·高丽传》的记载不仅简略，而且也存在错误之处，尤其是“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一语。断定其错误的理由有二：一是，查其他史书，包括朝鲜的汉文史书，并没有高氏在唐朝末年建立高丽政权的记载；二是，宋人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也没有采纳其说法，显见这一记载是错误的，薛居正也无法确切写明二者的关系，但这一错误却得到了《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的发挥。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时采用了许多小说、笔记的资料，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插入了很多生动的情节，故而将《旧五代史·高丽传》关于高氏高丽的记述精简而作为了王氏高丽建国来源的追述，《旧五代史·高丽传》中的“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一语则精简为“后稍自国”，置于其后所撰《新唐书·高丽传》中，而《旧唐书·高丽传》中不仅没有这一记载，却有“高氏君长遂绝矣”，表明高氏高丽王族已经绝嗣。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高丽传单列一卷，称：“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扶余之别种，以平壤城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亦屡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此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由内容上看，《宋史·高丽传》在前面综合了新、旧五代史的记述，并在此基础上把两书作者没有明确的王氏高丽和高氏高丽之间的关系，直接明确表述为“王建承高氏之位”，使二者变成了前后相接的继承关系。《辽史》、《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其中存在类似的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之后的史书基本上沿袭了这些错误记述，《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徙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高丽—李氏朝鲜，将属于我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
我国史书出现上述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是其主要原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082）二月己巳条载：“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朱蒙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亻由］，[亻由］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其后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由此可知，宋人对王氏高丽和高句丽的认识已经很模糊，而王氏高丽所呈现的“高丽世次”又进一步起到了误导作用，以致我国史书记载出现了明显错误。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边疆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混乱和错误的看法。 资料是研究赖以进行并不断深化的基础。对汉文史籍有关高句丽记载的考辨，杨保隆《各史〈高句丽传〉的几个问题辨析》（刊《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但应做、可做的工作还很多。
坚持将高句丽历史研究纳入正常的学术化研究轨道，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反对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和做法。高句丽历史既是中国历史上、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潜心研究，将科学的研究结论提供给学坛，进而推动和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是学人的职责。至于研究结论的差歧，完全可以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则开展学术交流与争鸣，即使一时不能取得共识，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还可以求同存异。果能如是，高句丽历史的研究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有一个大的进展